第一个优势就是那里的工资水平较低。虽然中国内地的工资在快速上升，却还没有完全赶上沿海。重庆政府向制表商保证，那里有充足工人，刘展灏估计每个工人的月薪为375至405美元（约合人民币2300至2500元），这不包括政府规定公司必须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

　　一些高管表达了对搬迁成本的担忧，但立即得到了答复。“重庆政府说，‘别担心，如果你们同意把工厂迁入重庆，迁移费用由我们承担，’”刘展灏说。他接着说，目前至少10家制表厂正在准备搬迁事宜。

　　由于从中国西部通往欧洲的新铁路干线，以及中国内陆带有货运站的庞大新机场相继落成，货物已经可以从内陆工厂直接运到海外市场，无需依赖广东、上海或其他沿海地区的大型港口。

　　运年表业是刘展灏1983年在香港创办的，目前在广东东莞制造钟表零件，并且组装价格相对便宜的手表。该公司也在香港的一家工厂组装中端手表，在瑞士拉绍德封组装高档手表。运年表业拥有的品牌有澎马(Buler)、天普时(Temporis)、时添雅(Sultana)和珍达斐(Jean d’Eve)，但它生产的大部分手表，都是用那些本身没有制表业务的零售商的品牌销售的。

　　运年表业尚未做出是走是留的决定。重庆市表示，今年要为同意迁入的前2​​0家广东手表厂每家提供200万人民币的搬迁费。

　　在过去几年中，广东已逐步减少了空气污染，方法之一是关闭老旧工厂，要求其他工厂采用新的设备和流程。但对于一些长期存在污染问题的行业，比如制表业，广东省也要求他们把工厂搬迁到指定的几个工业区。在这个行业中，金属电镀是其工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HN002）

　　重庆还有充足的土地。靠近大路和商业区的地块，价格不到东莞的三分之一。东莞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仅有的新区位置往往很偏远，距离市区有几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从未料到会出这样的事情，”刘展灏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无论你去哪里，都必须承担风险。”

　　上世纪70年代末，广东省在中国率先推行了市场经济，它和上海目前是该国两个主要的出口中心。数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从中国各地来到广东的工厂，这些工厂中许多由香港投资者所有。如今，广东又率先尝试解决污染问题，要求许多工厂安装新设备，搬迁到远离人口中心的边缘地区，甚至彻底停产。

　　环境监管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刘展灏说，重庆要求新工厂安装现代化的污染控制设备，并采用一定治污流程，但后续检查非常少。重庆四个市政部门拒绝对本部门的活动置评。

　　“如果工厂需要零件，他们只需要打个电话，一个小时后零件就送到工厂去了，”他说。

　　“如果我们搬到重庆，我的助理和技术人员们会跟着一起过去吗？”刘展灏问道。“我们必须考虑。”

　　相比之下，在东莞，制造商要支付490美元的月薪，才能招到员工。“每个行业都存在员工短缺的现象，”刘展灏说。

　　由于外国投资不断减少，内陆省份为吸引国内产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它们为企业提供了优厚的经济奖励，甚至在环境监管等重要领域相继调低下限。在削减成本的需求的驱动下，一些企业正在认真考虑这些邀约。

　　该公司的会议室里摆放着一些展示柜，里面陈列着闪闪发光的名表，刘展灏坐在会议室里，细数了把东莞工厂搬迁到西北方向630英里之外的重庆有哪些利弊。重庆有1730万城镇人口，正在建设“珠宝城”，政府试图说服制造商搬迁到那里。

　　在本周三的讲话中，广东经济政策制定者李春洪呼吁重新重视“海上丝绸之路”，即大部分中国商品仍在采用的海运方式。对于横贯大陆的铁路路线能否取代集装箱海运，很多货运高管仍然持怀疑态度。

　　李春洪预测，广东将能够留住工资较高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在电子、设计和软件行业。全球商业房地产中介机构高纬环球(Cushman & Wakefield)的亚洲总裁桑贾伊·维尔马(Sanjay Verma)说，已经有大量高科技企业把工程师等人员派到深圳。由于办公空间短缺，深圳已轻松成为中国最强劲的商业房地产市场。

　　运年表业的董事总经理刘展灏说，就在上周，中国西部大都市重庆的官员会见了一批钟表业高管，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把工厂迁入这座城市的颇具吸引力的方案。优惠条件包括，大幅削减土地价格、不那么苛刻的环境监管，以及更低的工资水平。

　　对于整个中亚至欧洲而言，重庆也是一个新兴的铁路运输枢纽，几名在重庆经营业务，或者正在考虑此事的高管说。惠普(Hewlett-Packard)已经在沿着“新丝绸之路”，整车皮地运输电脑。

　　刘展灏说，钟表业仍然几乎完全采用空运，所以铁路服务并不重要。位于欧洲和其他地方的钟表大买主，通常自行安排从工厂出货的方式，结果就是出货量小，次数多，每次的出货量都不适合采用铁路运输。对于铁路运输来说，最好是集装箱整箱出货。

    编者按：纽约时报中文网29日刊载《中国内陆省份竞相“收买”沿海企业》一文，描述沿海制造企业在高工资等环境下的生存压力，而内地省份却非常渴望引入沿海一些制造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和带动就业等，夹在两头的制造企业该如何抉择，请看以下文章。

　　但是存在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会促使刘展灏这样的制造商留在广东。

　　如今，工资较低的岗位正在从广东流向内陆省份。蓝领工人在中国各地都十分稀缺，其工资水平不断增长，这是因为过去10年中，中国大学的入学人数增加了四倍，而大学毕业生很少会考虑进入工厂工作。在更换了几次工作之后，许多农民工可以不用乘坐30小时的长途火车或汽车抵达沿海省份，而是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就业——因此，一些工厂都在争抢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广东省的工厂尤其如此。

　　对于制造业来说，搬迁到其他国家可能不太可行。越南和印尼工人的工资不到中国同行的一半。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兴趣已经暂时下滑，因为今年春天，一家中国国企开始在越南海岸线外开采石油后，越南爆发了反华骚乱，暴徒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工厂。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放缓，这样的会谈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接受采访时，李春洪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一部大屏三星智能手机。他说，这部手机90%的零件都是在接近香港的一个方圆100公里的地区内制造的，这其中包括深圳、东莞和珠海。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政府不应该为企业的迁移买单，”中国东南部广东省的最高经济决策官员李春洪说，“这有违市场透明原则。”

　　“海运是欧亚两大洲之间主要的运输模式，我们认为铁路运输不会取代或者打击海运的这种地位，”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货运公司马士基(A.P. Moller-Maersk)中国分公司总裁彦辞(Jens Eskelund)说。

　　“越来越多的厂商正在考虑把生产业务从广东搬迁到内陆更深的腹地，甚至搬到其他国家，”刘展灏说，他也是香港工业总会(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主席。香港工业总会是由一些贸易集团组成的广泛联盟，这些贸易集团在中国东南部各地设有工厂。

　　香港——运年表业集团是曾经帮助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取代瑞士，成为世界钟表制造业中心的企业之一。但如今，像许多钟表企业一样，运年表业集团正在考虑是否要迁入中国内陆。

　　这场地盘大战与美国州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长期以来，美国的州政府一直在用优惠的税收政策劝企业迁移。在中国，这一趋势正在激怒沿海省份，后者认为，企业应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比如港口和公路质量，来决定把工厂设在哪里。

　　广州广东的一个市场。广东是一个沿海省份，那里的地方官员不赞成内陆省市招商引资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