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南方的民营企业，对人才普遍实行了“知识私有化、成果商品化、终生受益制、产权资本化”的全新机制，在科技成果转让后既可以获得一次性奖励，又可以在产品生命周期内终生受益，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可这种灵活、市场化的机制，在东北的国企还鲜有成功的尝试，国企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都是职务成果，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归国家所有，科技人员顶多在收入上再拿个奖金。
　　东北产粮数第一，但粮食对东北经济的贡献率很小。东北的粮食，无论是大豆，还是大米和玉米，都在国家的调控之下，作为大宗商品的粮食，在应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时，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中国的大豆市场上，大豆主产区东北，大豆多数成了政策豆，卖给国家成了储备粮。市场上流通的南方和沿海的油脂加工厂的原料大豆来自于进口。

　　东北的产业结构和在中国的区位和地位，与鲁尔和匹兹堡有颇多相似之处。东北地区的转型发展，当然也不能跳脱开这样的发展规律，即循着“再工业化”或“新工业化”的历史周期，寻找再次崛起的契机。
　　在国内外，“沈阳造”、“长春造”仍占据一定地位，东北地区仍然具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以北方重工为代表的东北制造业，仍然是中国工业化的标杆企业，是国内巨大的制造业存量资源。



　　以粮食为例。东北作为中国的北大仓，在粮食生产上举足轻重，是承载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区域，东北三省商品粮的输出量居全国之首，在中国传统的江浙鱼米之乡都变成工业厂房之后，黑土地成为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首善之地。
　　东北的经济滑坡，从2012年开始。各项经济数据越来越呈现下滑态势，其中工业企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数据，下滑比较明显。
　　老工业区和资源型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其增长动力来自于区域外部增长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重心早已转移，位于东部地区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了中国体量最大的工业，这些年，能源产品和原材料，一直是向这些地区输送的。
　　没有市场交易平台，就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东北生产的玉米和大米没有在本省范围内形成上规模的交易市场。东北黑木耳好，但采购黑木耳要去山东东营，那里是木耳销售的集散地。单向输出，没有交易节点和物流集散，粮食产业对东北地区经济的贡献率自然低。

　　在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省，围绕特定行业形成的封闭系统比比皆是。龙煤集团，黑龙江省属的大型煤矿集团，其主要厂矿所在的城市——鸡西、鹤岗、双鸭山和七台河，均延续着单一煤炭经济为支柱的体系。
　　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必须率先打破阻碍人才创新的体制藩篱。在这些方面，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试点政策已经在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股权激励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试验。
　　缺乏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在东北，央企和省属国企往往体量巨大，它们共同的特征是相对封闭。在整个经济社会肌体里，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始终难以成为东北的主流。长春市四大支柱产业，汽车及零部件、农产品深加工、生物制药、光电子之间在上下游的产业关联上不强，没有形成围绕某一核心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


　　东北要做的，就是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这些成功经验引入东北。当然，这些经验看似简单复制，实则是系统工程，需要有敢闯敢为之人，直面体制机制的障碍，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
　　在鸡西市，龙煤集团承担的是一整套完善的社会职能，这套公共服务体系对应着鸡西矿业集团数量庞大的离退休职工。一旦煤矿经营出现了问题，依附于煤矿的各个子系统即刻失血，教师工资发不出来，医院难以运转。这些依托工矿区形成的城市，也想着从“企业办社会”独立出来。但“先有矿井，后有城镇”的发展历程，造成了严重的依赖，让这些机构很难独立。




　　老工业区的路径依赖






　　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


　　与市场对接是一个牵动政府和企业的系统工程。如果说东北失速是外部市场的环境恶化，那重新为东北对接市场，当然是上善之策。
　　人的思想意识不可能说变就变。地方政府要做出表率，必须发挥超前引领的作用，把近些年中国其他地区先进的制度引入进来，诸如引入股权投资者、引入新的管理方式、鼓励企业通过各种渠道上市等等。只有用新的经济要素做增量，才有可能逐步改变旧体制。

　　固定资产投资仍是主要拉动力

　　市场的缺乏和缺位，集中体现在粮食的各类产销市场上。东北作为大豆的主产区，在期货市场建设上长期滞后，沿海很多粮食加工企业，都设立了期货交割库。粮食期货市场，对大宗农产品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产粮大省和商品粮调出的区域，东北大地本该早就建立起粮食交易体系。大连商品交易所是东北和中国北方地区唯一一家期货交易所，但其作用仍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转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农业向制造业转型，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传统服务业主导向现代化服务业主导转型，以及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东北的诸多资源型城市，还停留在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的阶段，服务业在整个城市经济中，占据着较小的比例。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方向转型，这是未来东北地区转型的一个基本策略。
　　从产业格局来看，中国工业和制造业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改变，绝大多数重化工行业的国内需求峰值已经或者即将到来，致使东北地区重化工业比重过高的产业格局陷入“量大利小、大而不强”的尴尬境地。
　　中国体量巨大的经济以及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在为中国制造业创造全球市场空间。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制造业已经再次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传统制造业正在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产业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变革。而为了赢得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强国还是制造业大国，都面临着新一轮制造业革命。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盘活东北地区巨大的工业存量资源，是最经济、最有性价比的选择。一旦把传统的工业企业进行现代化制造业改造，将会释放出巨大活力，相当于中国在十年内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战略目标完成一半。

　　在中国所有城市中，资源型城市的比例大概有20%，资源型城市在东北地区占有绝对数量。城市的发展对资源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当资源逐渐枯竭时，城市的转型就迫不及待。这些传统城市的转型，目前都面临着繁重的转型压力。




　　打破国企的冰封之门



　　从国际范围看，东北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如果想占据领先地位，需要切切实实地转型升级。互联网时代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一个低成本试错，快速看到效果的机会，依托“互联网+”和自身的产业基础和自然条件，东北制造业完全可以再工业化，恢复往日的荣光。
　　东北全局相较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显然是老工业区。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工业产品支撑和支援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作为曾经引领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和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曾以独有的优势支撑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随着时代变迁，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惯性和定势让东北经济产生了某些牢固且畸形的“路径依赖”。

　　作为一名记者，我曾数次到东北很多城市采访，哈尔滨、长春、沈阳、鸡西、延边、牡丹江……走访那里的企业和政府，与各个阶层的人士交谈，获取一手的资讯。对于“东北”和“东北人”那种无形的气质，深有感触。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人大都刚猛和爽直，微信公众号“微大庆”发表过一篇名为“在东北，4个字就能摆平一切！”的文章，其中列举了诸如“快拉倒吧”、“多大点事”、“给个面子”、“都不容易”等四字词汇，很能说明东北人性格的共鸣处。这种性格上的共性，可以解读为具有大局意识，必要的时候能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来看待事物，也能解读为用一句玩笑话来自嘲眼前的万般难事。但在一片笑声中，固有的一些东西却很难改变。
　　这是一次“再工业化”的历史窗口，在这个窗口期，东北需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优化存量，用好增量，还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建，观念上的更新。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作者：宋馥李）

　　对于东北来说，初级工业品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南方，换得了这些年东北地区的较为体面的增长数字。一旦这种增长驱动力放缓，那东北作为输出型的增长模式，必然面临严峻的形势。

　　考察一个地方的自我发展能力，最直观的方式：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这个数据越大表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越强。相较而言，东北的发展质量较低，自我发展的能力偏弱，这并不让人意外。
　　单一的政策性扶持解决不了东北当前的经济困局，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于东北全然无用。东北的经济基本盘需要一次彻底的翻新。



　　东北地区是最早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的地区。这样的经济体应是具有强大的内生发展能力的。从2013年，中国经济已经减速慢行，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主要拉动力。
　　以技术创新来盘活和优化制造业存量，首先就是要引进人才，或者是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在这一领域，东北的制造业国企还存在需要克服的体制障碍。近两年，有两位总设计师先后从北方重工离职，他们是研发队伍的“挑头人”，这种顶尖人才的流失，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很大。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东北经济同样难逃“路径依赖”的怪圈。2000年前后，该地区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目前这一比例已经降到了50%，远高于30%的全国平均水平。
　　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第三产业比重和民营经济占比都小于全国的平均值，其内生增长能力，也高于全国的数据。在这两个省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小于全国，民营经济发达些，却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正当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变得更加平衡，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超过制造业时，东北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却由十年前的47%上升到了2013年的50%，服务业的比重不升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