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才刚刚开始

从第一季的赵雷、莫西子诗、南无乐队主唱刘相松，到第二季的赵牧阳、杭盖、马条、简迷离等，短短两年时间，中国独立音乐人由拒绝《中国好歌曲》到走上舞台，经历了一个放开心胸走出小圈子，到面对专家和普通观众接受检阅的过程。与此同时，热爱独立音乐的人们吃惊且惊喜地在电视上看到了越来越多他们喜欢的音乐人。以往，参加电视综艺选秀的多为唱通俗流行歌曲的人，正因如此，关于独立音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也成了热门话题。

国外音乐界有一种营销理论：只要有5000个人愿意为你的音乐买单，你就能靠你的音乐活下去。“如果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老百姓就能听到更丰富的音乐，我们想做的就是推动这件事变成现实。”在吴群达的预想中，《中国好歌曲》先要提供一个平台，让老百姓能听到以前没听过的好歌，至于观众喜不喜欢则是个人的选择。“听到了以后，自然会拓宽人们的审美。”此言不虚，之前原本十分小众的民谣作品《董小姐》就是因电视节目的传播而流传到了街头巷尾。

当赵牧阳、杭盖、马条等独立音乐人逐渐冒出来时，一边是音乐爱好者的惊喜欢腾，另一边也有人忧心忡忡：在这个连明星都要靠“被虐”吸引眼球的“重口时代”，“素人”想要出头就更难了。娱评人“鱼为”便在微博上叹息：“这季《好歌曲》太多大咖，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独立音乐人

一位《中国好歌曲》的年轻女导演透露，2013年她第一次托朋友联系赵牧阳参加节目，赵牧阳毫不客气地回称：“宁肯来这儿做乐队鼓手，也不愿意来参赛。”如今赵牧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因为当时不是很了解，还把导演骂了一顿，今天我道歉。”刘欢曾在节目中指出，独立音乐人有点“画地为牢”，的确，因不了解而走不出来；因社会认知度不佳又直接影响了生存现状，独立音乐人只有走出“圈子”，才能在广阔天地中有作为。

“画地”还是被困

《中国好声音》总导演吴群达说，一次他到西班牙度假时，在出租车里听到司机放的是冰岛独立乐队Sigur Ros的专辑。他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断档，或者某个阶段“封闭了自我”，现在是一个“慢慢打开的过程。”

《中国好歌曲》录制现场，许钧在后台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尽管他在音乐网站上的音乐收听量已经有58万，但在搜索引擎中他还寂寂无名。所以，临时在网上搜索资料的记者把许钧所在的杭州树乐队和上海的一支也叫“树”的乐队弄混了，对此，许钧略显无奈地向记者解释说：“我们是‘the tree’，他们是‘the trees’。”不仅是许钧这样在独立音乐圈初出茅庐的后辈，即便常常有机会在国内外音乐节登台的杭盖，在普通老百姓中的认知度也不高。“主要是从事这个行业，或者对这种音乐感兴趣的人才会知道我们，对于大众来说，接触我们的机会非常少。”

新人别怕出头难

好作品才是“硬通货”

原标题：什么样的平台能挖掘出好音乐?

与独立音乐人的社会认知度直接挂钩的是他们的经济收入。致力于研究音乐行业的网络媒体“音乐人攻略”发布的《2013年国内音乐人生存现状调研》显示，在参与调研的音乐人中，每月通过音乐获得的收入在百元以下的占26.1%，在500元以下的占40.46%，超过50%的音乐人每月通过音乐获得的收入在2000元以下。按照这一调研结果，至少一半参与调研的音乐人无法单纯靠音乐养活自己。

在推广音乐文化之外，一些参加《中国好歌曲》的音乐人也因此而改善了处境。第一季的学员胡莎莎在节目播出后收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爵士音乐节的邀请，“他们邀请我在今年的上海爵士音乐节上演唱《唱念爱》。”现在的莫西子诗不仅经常在各个城市的livehouse巡演，他之前想做一张纯彝语民谣专辑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莫西子诗称，拥有自由灵魂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济束缚，可以用更自由的状态去创作和表演了。

但《中国好歌曲》总导演吴群达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每个创作人都要靠作品说话，有些人会因为“来头”或噱头受关注、被议论，但都是一时的，17岁小姑娘雷雨心，一样能凭一首好歌《记·念》被人关注。虽然《中国好歌曲》来了很多在小众音乐圈小有名气的人，但并不意味着节目要靠这些人撑起来。“节目播出后，QQ音乐上最后显示的结果是，赵牧阳的《侠客行》和苏运莹的《野子》一样受欢迎，老百姓选择听什么音乐，什么歌曲好听，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这个人背景多厉害、在独立音乐圈多有名，最后什么音乐能真正流传开来，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歌够不够好、能不能以真诚打动人。”

独立音乐人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