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纪鹏

　　很多人把20世纪80年代，描述成激情澎湃、锐意变革的时代。转眼间，30多年如风般逝去，那些最初参与改革的人，已经从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变成耳鬓华发的中年人。但他们永远忘不了莫干山上寒冷的天气，忘不了煮酒论英雄般的彻夜长谈，忘不了对中国改革的每一句建言和献策。

　　2014年，中国再度踏上改革再出发的新30年，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总结中寻找得失。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故事也提醒着每个年轻人，改革无止境，只有实际行动才能点燃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年轻人思想绽放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中唱主角的，正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批年轻人。很多人从军队、农村、工厂回到了读书的教室，这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改革初期，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到底从政治体制入手还是从经济体制入手；经济体制是从价格入手还是从企业改革入手。中国的改革最先从农村改革开始，18个红手印，安徽小岗村发端的家庭包产到户从这里复制到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城市改革要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

　　当时提出问题和思路的正是这帮年轻人。大学生常常聚在一起，不仅讨论学术问题，还讨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方向和未来。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大家相约在周末聚会，嗑着瓜子，你一言，我一语。他们还完全按自己的思想写学术文章，出版、印刷研究刊物，内容从经济学到社会学，甚至美学都有。

　　当时被誉为“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都是一帮有浓厚思想色彩的年轻人。翁永曦研究农村经济，朱嘉明和黄江南都出自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王岐山在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这四个年轻人给赵紫阳写的报告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当时有个顺口溜是，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

　　其中很多人都与中国社科院有着不解之缘。在那里涌动着许多活跃的思想。刘纪鹏就是这其中恢复高考后改变命运的学子之一。

　　他当过兵，也当过工人。直到23岁那年，就是1979年才进入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上大学。“在大学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是我们这些有过工作经历的同学学习的动力，同学们秉持的学习理念也是理论要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解决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刘纪鹏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纪鹏大学毕业后，1983年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攻读经济学硕士，师从经济学家蒋一苇。后来在社科院工经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我在研究所的期间，中国改革经历了各方面的曲折。在政治环节上，当时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从哪入手，是否要全面复制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都有疑问。印象很深的是当时经常讨论精神污染问题。”刘纪鹏说。在经济改革和城市改革上，转到搞活企业方面，但价格体系和市场改革还没到位，当时主要的争论是在价格和市场之间。

　　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当时提出价格双轨制理念的是一位西北大学25岁的研究生张维迎，现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在回忆那段历史的时候说：“传统上中国都讲论资排辈，在经济学领域能发表文章、有机会说话的基本年龄都比较大，有老资格。但到了1984年时，可能从上一辈领导人角度看，他们有好多问题、困惑，但没人能够提供答案。因此，没受过太多传统思想训练的年轻人反倒可以异想天开，会议就邀请了年轻人，寻找为改革提出有价值观点的人。莫干山的讨论很平等，不讲学历，不讲职称，可以自由争论。”

　　“当年有一篇有名的文章，是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三个人合写的。当时周小川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楼继伟和李剑阁是社科院研究生，文章的核心是价格改革小步走，财政不拿钱。1983年时还比较保守，但1984年改革又开始活跃了，一直持续到年底。”张维迎说。

[责任编辑:蒋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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